人非生而知之者。在求索的漫漫長路上，每個人都離不開導師的指引。以導師的身份傳道授業(yè)，也充實著學者的學術生命。從“如師如父”到“老板主事”，抑或從“師門一家”到“平淡如水”，導生關系形態(tài)正發(fā)生巨大的改變。良性的導生關系能使雙方共贏互利，反之只會兩敗俱傷。今天，我們該如何看待師生關系的變化，又該如何尋求理想的導生關系？在討論中，或許能洞見這些問題的答案。
國內的導師和國外的supervisor：殊途而同歸
今年2月，在國內碩士畢業(yè)8個月后，我從隆冬中的北京來到了盛夏里的悉尼，在陌生的環(huán)境中開始了我的博士學習。澳大利亞學制和英國相似，博士沒有必修的課程，再加上文科博士往往都是獨立研究，導師是博士生最重要的指導和支持的來源。我所在的系，一名博士生有2-3名導師，根據學生與導師研究方向上的匹配程度，系里會明確每位導師負責的比重，一個學生有來自不同系的導師也很常見。我的兩位導師有主副之分，主導師算不上“大?！?，但是在其領域內也小有名氣；副導師則是一位工作熱情十足的“青椒”。
導師的英文是supervisor，直接翻譯是“監(jiān)督人”，字面上并沒有“教”和“師”的含義；在這里，如果想問對方的導師是誰，很普遍的方式是“Who are you working with？”(你和誰一起工作)。這是我體驗到的澳大利亞師生關系與國內最大的不同——導師更像同事，是工作上的前輩，明確地處于“公私界限”中“公”的那一邊。
在國內攻讀人文社科專業(yè)研究生的同學，對“師門”這個詞想必不會陌生，同一位導師的學生之間互稱“師兄”“師姐”“師弟”“師妹”，是十分普遍的事?！皫熼T”暗含的意思，是一個“家庭”，導師的身份酷似“家長”，“如師如父”是我們傳統(tǒng)文化中師生關系的出發(fā)點。對我來說，碩士時期的“師門”在承擔學習、學術上的角色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讓我產生了深深的歸屬感。我的導師在學術上極其嚴格，在生活中則真誠地關心著每一個學生。我們“師門”不僅每周有讀書會，還經常聚餐、一起出游。同學們大多數(shù)是異地求學，老師還邀請我們去家中過元旦、過中秋節(jié)，大家的關系非常好，稱得上親密。
在博士階段，雖然我的兩位導師非常關心獨自離家生活的我，但更多時候，他們都是以一種非?！奥殬I(yè)”的方式和我相處交流。我與導師有固定的見面時間，每次見面都會約定下次見面討論的內容，并且他們都會詢問我需要什么幫助。導師的指導以我的需求為主，而不是他們主動去“教”，這種指導方式充分尊重學生的研究興趣和進展，其背后是導師與學生的平等工作關系。至于“師門”的概念，似乎并不存在，第一次與導師見面，導師完全沒有提到她的其他學生。我們系每周有固定的社交時間，大家一起喝酒談天、交流感情，但這是整個系的活動，并不限于哪個“門”。
雖然在西方文化中，導師與學生是平等的，但導師對于學生來說是“上級”、掌握著更大的權力也是事實。如何保障學生與導師相處時的權利、如何讓學生更好地獲取幫助，是澳大利亞高校非常重視的事情。每年的博士生年審在審核學生的同時，也在審核學生對于導師的滿意程度；如果學生對導師有任何不滿，更換導師有一套規(guī)范的流程，并不是一件難辦的事情。這種將師生關系納入規(guī)則和程序之中的做法，也進一步去除了師生關系中的“人情”糾纏。
從各個方面來說，我都是非常幸運的。我在碩士期間接受了非常規(guī)范的學術訓練，我的導師在學術上公正，在生活中親切；現(xiàn)在的兩位導師認真負責，同時總是給我積極的反饋和充足的支持，他們并不是刻板印象中嚴厲刻薄、毫無人情味的supervisor。然而，我個人的幸運并不代表這兩種師生關系都是完美的，國內部分導師公私不分，以“家長”自居，無限度地支配學生的自由，給學生帶來了沉重的壓力；而外國導師中則有不少人在指導方式上缺少人情味，導致導師與學生、學生與學生之間很難建立起信賴關系，甚至造成學生的心理問題。
然而，在我看來，無論是導師還是supervisor，最重要的還是要在學術上指導學生，師生關系的中心都應該是學生的學術研究。無論是親密的師門，還是專業(yè)的“監(jiān)督人”，文化差異不應該影響導師指導的最終結果，即學生在學術上有所突破，順利畢業(yè)，拿到學位。我想念我碩士時期的師門“家庭”，也享受我現(xiàn)在的博士生活，我知道，當我陷入思考困境，或者論文寫作遇到難題的時候，可以隨時向我的導師們求助，他們也愿意時刻做我求學路上的掌燈人。
有什么樣的老師就有什么樣的師生關系
胡波
之前，我在一所獨立學院從事大學英語教學工作，每學期至少帶兩個大班，每班將近120人，而每學期都要重新分班。因為學生來自不同專業(yè)，為了方便聯(lián)系，開學初建立班級群就很有必要。面對一屆又一屆的學生，除了面對面授課，通過社交軟件在線交流，就是我近些年和學生溝通的主要方式。
我注意到，對于大一新生而言，最密集的交流時間就是開學初的第1-2周，他們會咨詢很多細節(jié)問題，包括教室在哪里、上課帶哪本書、考試考證的信息，還有部分學生會在群里詢問眼鏡店、打印店在哪里等生活問題。因為不少大一新生還保留著高中階段的思維方式，還有同事收到學生私發(fā)的諸如“老師，現(xiàn)在能上廁所嗎”之類的問題，讓人啼笑皆非。
然而，一旦適應了大學生活，學生和教師的溝通就會減少。等到了高年級階段，少部分學生又會主動聯(lián)系老師，詢問一些考試、就業(yè)、出國等方面的問題。換言之，不同年級的學生，跟教師溝通的需求是不一樣的，而學生之間也存在著主動與否的差別，不少性格內斂的學生并不愿意和教師主動交流。
當下，輔導員、班主任、任課教師的專業(yè)分工，也使得不同身份的教師和學生的溝通頻率、溝通內容不盡相同。輔導員和學生溝通的內容往往事無巨細，學習、生活、個人感情、社團活動、人際交往等，無所不包。我作為任課教師，和學生交流的問題以學業(yè)、就業(yè)為主。部分與我較熟悉的高年級學生，偶爾也會談及一些個人情感問題，但這畢竟是極少數(shù)，前提是他們對老師擁有絕對的信任?？傮w而言，任課教師與學生的溝通大多局限于專業(yè)知識，少部分和學生相處時間較長的教師，了解和關注學生可能更多一些。
研究生與導師之間的關系似乎又近了一層。但是，這種關系的拉近，并不代表師生邊界的模糊。我以為，仍然需要以學業(yè)、論文指導為重心。師生關系異化的表現(xiàn)有：讓學生長期幫助教師完成個人私事，徹底淪為導師的“傭人”，利用手里的掌控權謀取私利，讓學生成為自己科研項目的“打工仔”，甚至侵占學生的科研成果，故意延長學生的畢業(yè)年限。
所幸的是，這樣的“黑心”導師往往出現(xiàn)在新聞里，屬于少數(shù)的“奇葩”。我自讀博一年多以來，身邊并沒有出現(xiàn)這樣的案例。跟工科生不同，作為文科生，我們依然稱呼自己的導師為“老師”，而不是變了味的“老板”。因為多數(shù)文科博士生并沒有實驗室，也不需要在導師的監(jiān)控下，天天打卡、坐班。我們和導師之間的溝通，以在線交流居多，面對面溝通相對較少，但這并不影響溝通的效果。
導師應該怎樣關心學生，對學生關心哪些方面，不同性格的導師，其采取的方式不盡相同。此外，在研究生群體中，有從沒離開校園的應屆本科生，有工作一段時間后回到校園的學生；有未婚的，也有已婚的。面對不同背景的學生，導師與其交流的內容和頻率，自然也會有所不同。
以我現(xiàn)在的博士生導師為例，我與導師溝通的內容還是以論文寫作為主。因為我已經有了家庭和孩子，又是辭職來讀博的，平時偶爾也會談及家庭、工作和就業(yè)的問題。至于在溝通和回復的方式上，有的老師會“秒回”，有的老師會“佛系”，這也是由其性格特點、個人習慣、工作效率等多種因素所決定的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我的導師還將自己所有指導過的研究生（包括已經畢業(yè)多年的學生和在校生）建了一個將近100人的群，他經常會在群里主動轉發(fā)一些就業(yè)、學術信息及論文寫作的建議等。在科研上，他也會幫助一些從事教師職業(yè)的畢業(yè)生。這些無疑都會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。
說到底，師生之間的交往始終是由教師主導的。教師在師生關系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，是平等關系，是上下級關系，還是“老板”與“員工”的關系，直接體現(xiàn)出教師所秉持的教育觀念。導師在和研究生交往的過程中，都應當有相應的邊界意識。
總之，對學生嚴格要求，傳道授業(yè)解惑，做好本職工作，這是對合格教師最起碼的要求，而要成為有人格魅力的老師，便是更高境界的追求了。
或許缺少溫情 可我覺得“老板”導師沒什么不好
薄世笙
有人說，當下的博士生與導師之間的關系，從傳統(tǒng)的“授業(yè)師徒”，變得越來越像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工作關系，對此，我深以為然。我對這個問題算得上有發(fā)言權——因為我便是一個每天都把“老板”掛在嘴邊，跟著導師做實驗、搞科研的在讀博士生。
實事求是地講，我對人文社科領域的情況幾乎毫不了解，因此不敢妄加評判。但是，對于理工領域的導生關系，我還是相當熟悉的。每天早上起床抵達實驗室，于我而言仿佛打卡上班；晚上整理數(shù)據，鎖門離開時，則酷似下班回家；每周的導生組會，如同定期召開的員工例會；而導師定期分發(fā)給我們的勞務報酬，更像工資的變種翻版。不論從哪個細節(jié)上看，我們所處的科研團隊都像極了一個小小的公司，領導團隊的導師自然要扮演“老板”的角色，而我們這群博士生，自然也就成了“雇員”。
在我身邊一些并未讀博從事科研的朋友眼里，這樣的導生關系，讓他們頗有一種不適感。相比于“授業(yè)師徒”之間的脈脈溫情，這種類似雇主與雇員的工作關系，似乎顯得冰冷、堅硬而不近人情，以至于讓他們發(fā)出“人心不古”之類的感慨。對此，我完全能夠理解他們善意的出發(fā)點，但在很多問題上，作為“局內人”的我，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認知。造成這種認知差別的原因，是我對當下科研工作的大環(huán)境與大背景的了解與理解。
從事科研工作，是我自小以來的理想。盡管理想從未改變，但伴隨著閱歷的豐富，我對科研工作的理解卻產生了不少深刻的變化。小時候，我想象中的科學家，都是如同牛頓、愛因斯坦一般，能夠以一己之力發(fā)現(xiàn)一套理論，顛覆整個學科的“牛人”。然而，當我進入大學之后，我很快便發(fā)現(xiàn)了今日之科研與往日的不同。牛頓與愛因斯坦固然偉大，但他們所處的那個粗放、基礎的科研時代早已一去不返，任何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，要在今天的環(huán)境下有所成就，都離不開大量的經費與人力投入，以及高效、有序的團隊合作。
在大學里，一個導師及其帶領的博士生，乃是最核心也最基本的科研團隊，而“準工作化”的管理方式，正是讓團隊能夠高效、有序運行的最優(yōu)模式。對于導師而言，學生不僅僅是他們科研事業(yè)的繼承者與發(fā)揚者，也是為其科研項目添柴助力的重要人力資源；而對學生而言，導師不僅是傳道授業(yè)的學術引路人，也是為其提供重要物質條件，使其能夠做出成果的平臺搭建者。導師與學生之間各取所需，構成了維系這種“類工作關系”的基礎，只要這種關系能夠處在校方有效的監(jiān)管之下，不至于扭曲失衡，雙方便能同時從中獲益。科研團隊高效運行，才能創(chuàng)造出更多的科研成果，這對國家的科研事業(yè)與科學發(fā)展也大有裨益。
從這個角度看，我認為這樣的導生關系，其正面意義遠大于負面。盡管我不得不承認：“老板”的稱謂聽起來確實沒有“師父”溫暖，為“老板”工作時也難免心生疲憊，但與科研工作的現(xiàn)實需求相比，這些缺憾都只能說是某種“必要的代價”?；蛟S過去的導生關系更加私人化、更顯溫情，但在今天的科研形勢之下，這種準工作化的導生關系，無疑最能適應現(xiàn)實情況。
達爾文通過進化論指出：是環(huán)境選擇了生物演化的方向，而很多社會現(xiàn)象的變化，其實也是外部環(huán)境的選擇，而不以人的主觀意愿為轉移。作為一個“高產”實驗室的一員，我既是這種新型導生關系的親歷者，也是其受益者。因此，即便我有時也會心生怨氣，但還是會堅定地履行自己在實驗室里的職責，對“老板”安排的科研任務負責到底。當然，這種體制也存在弊端，我身邊也發(fā)生過個別導師利用手中的影響力對學生進行“壓榨”的不良現(xiàn)象，但面對這種現(xiàn)象，我們需要做的是針對性地保護學生的基本權益，對不良導師加以處理，而不應把批判的槍口對準導生關系本身。
既然教學相長就盡量不要耳提面命
王敦
學生在研究生階段的各方面成長，有其自身特質。對大學老師們來說，如何與研究生溝通？在快速變遷的時代之中，這是一門藝術，也是挑戰(zhàn)。難點有二。一是如何真正做到知己知彼。二是如何找到95后研究生的有效溝通方式。
說實話，我自己仍處于摸索中。既然是教學相長，就要避免強迫，盡量不要耳提面命。教師并非無所用心，相反，這是教師的用心之處。最佳情況，也許是在溝通的時候，連學生都沒有意識到教育正在發(fā)生，但思路、觀念、啟發(fā)，已經悄悄然進入頭腦，成為其“私有財產”而毫無“違和感”。實事求是地說，我本人很難做到這樣，雖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總體來說，研究生比本科生處于更高一個階段的成長過程。從最直覺的感性層面仔細觀察本科生的行為舉止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有趣的不同。比如，本科生在等人的時候，往往會不自覺地在幾級臺階之間挪動跳躍，研究生則會靜立不動。從穿著方面看，研究生階段已經步入“消費秩序”，男女生皆然。以我們文科院系為例，本科女生特別在低年級，往往背著雙肩背包，而研究生女生則多攜文藝帆布袋或“包包”了。
我之前在大學中文系任教，5年間眼看著幾批本科生從幼稚走向成熟。2013年年底，當我要奔赴另一所大學工作的時候，有幾位研究生請我吃飯。按照古今中外的標準，她們都已經是成年人了。我是看著她們從本科階段成長起來的，但在那天之前一直沒有留意到她們從談吐到思維以及個人風格，都已經與本科生時代很不同了。再一想，這不是很正常嗎？本科4年，正是一個人從中學時代向成年過渡的階段。
而且，研究生對教師的依賴比本科生要少。此時，一個人的人生觀已經趨于定型，思維方式乃至于學術傾向也日益明顯，生活習慣也趨于固化。他們面臨的生活世界比本科生要廣闊復雜得多，與各種抉擇不期而遇，焦慮與疑惑并存。處于此階段的他們，很難從空前的復雜世界中提煉出清晰的問題，遑論答案了。此時教師若不明就里地指手畫腳，只會招致敷衍與躲避，甚至給對方帶來傷害。
此正是教師所面臨的挑戰(zhàn)，即前面說的兩大難點：如何做到知己知彼，如何找到有效溝通方式？對我來說，這都是尚未解決的難題。社會生活與學術生活的年齡差、時代差，使得每一位教師的洞見和教訓，都不可能原樣復制到目前以95后為主體的研究生心里。拿我本人來說，我沒有在國內讀研究生的經驗，碩博都是在國外讀的，還曾在央企工作多年，這些經歷與學生們截然不同。而且，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個體。教師需要在不經意的“各言其志”的交流之中，尋找針對不同個體的有效、具體又特殊的溝通方式，殊為不易。
正如教育學者叢日云所說：“生活在這個巨變的時代，我自己也時常感到迷茫，不知該怎樣活著，怎樣做人，我又拿什么去教學生呢？……況且，人生有不同的道路，生活有不同的模式，這需要學生自己去作抉擇。大學生已是成年人，他誠然可以向老師求教，但更需要從自己的生活經歷中學習，向同伴學習，而教師也需要向學生學習。”我非常認同這樣的說法。說到底，科學與理性帶給人謙卑，和認真為上。對學生寧可拘謹慎言，也不要過于自信地耳提面命。
摒棄門戶之見 讓學生自由飛翔
曹東勃
從“以教師為中心”轉向“以學生為中心”，進而開展一種探究性的教學、掀起一場課堂革命，大體是上世紀60年代以后風靡全球教育界的一個基本趨勢，也與全國高校本科教育會議提出的“以本為本，回歸常識，回歸本分，回歸初心，回歸夢想”的要求相契合。
不過，同樣的道理，到了研究生培養(yǎng)階段，面對的則是另一種情境。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的是導師負責制，導師在研究生培養(yǎng)過程中發(fā)揮重要作用，并形成以導師為核心的師門組織。隨著招生規(guī)模的擴張從本科傳導到研究生，本科擴招過程中陸續(xù)出現(xiàn)的一些問題也逐一在研究生培養(yǎng)過程中顯現(xiàn)。
一個突出問題是“生師比”的失調，導致導師的指導不到位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高校教師在面臨沉重的教學科研壓力之余，能夠指導帶教和承受的研究生規(guī)模、數(shù)量，也存在一個最優(yōu)邊際。
所以，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現(xiàn)象：一位新晉碩導、博導，在其指導學生的最初幾年，尚能因材施教、針對每個學生的特點優(yōu)長開展有效的指導，激發(fā)學生的創(chuàng)造活力。大約3年左右，當他所帶的學生覆蓋到全部年級階段并穩(wěn)定到一個較高規(guī)模水平后，就不免力不從心、漸露疲態(tài)，很難顧及到每個學生的成長，其關注和指導的力度就會下降，學生的獲得感也會下降。
從我個人指導研究生的情況來看，大約碩士生是每年2-3人，博士生每年1人。如果滿負荷工作的話，所指導的研究生規(guī)模就達到7-9人。如何確保培養(yǎng)的質量，對每位學生負責？導師對學生是一種“一對多”的局面，而從“以學生為中心”的視角來看卻是“一對一”的——每位學生只有一個導師。這是一對矛盾。
所以，我一方面提醒自己作為導師，要時刻注意這種不均衡的狀況，盡最大努力增加與學生的接觸、溝通；另一方面，也在和學生的交流中建議他們“反周期調節(jié)”。對碩士生來說，在圖書館讀書的時間會更多，相對于博士生而言，被導師找去討論的機會更少，那么有時就需要更為主動地與導師溝通交流；而對博士生來說，要反過來去增加自己沉下心來坐冷板凳、研讀經典的時間，形成一種對沖。
更為根本的解決之道，是形成一種基于“學生、學習、學術”的開放式的共同體。這個共同體可以包容傳統(tǒng)的“師門”所內涵的師生關系。除此之外，應當有一種相互砥礪、促進共同成長的愿景。須知，到了研究生教育階段，其基本的組織方式早已不再是本科生的班級制，但獨行快、眾行遠，每個研究生仍然有構建新的集體認同的強烈需求。開展讀書會，集中學習和研討交流；開展集體學術項目，到鄉(xiāng)村田野、工廠車間進行社會調研。這些都是研究生培養(yǎng)過程中的有效手段。
強調上述方面，絕非為導師松綁、卸責，而是要促使導師把心思真正聚焦在“引導”“塑造”上。相當數(shù)量的導師也比較認同的一種流俗見解是，把導師的工作僅僅局限于指導論文寫作，甚至個別導師連這一點都做得不到位。等而下之者，則把“導師—學生”的關系異化為“老板—雇工”關系。
實際上，導師更重要的工作在于“導學”，在于傳播知識、傳播思想、傳播真理、塑造靈魂、塑造生命、塑造新人，在于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碰撞思想、分享體驗、觸發(fā)靈感、激勵創(chuàng)新，構成不可分割、互為助力、相互成全、互相成就的學術共同體。
導師不僅是指導研究生畢業(yè)論文的老師，還應該是研究生科學研究上的合作伙伴、思想修養(yǎng)上的主要責任人、健康生活上的重要監(jiān)督者。到了特定的抉擇時刻，導師還要學會“放手”——為了學生更好的成長，摒棄那些“拱衛(wèi)山頭”的“門戶之見”和留用身邊的私心雜念，放他們“自由飛翔”。這樣的定位，是對傳統(tǒng)意義上完成任務型的“導師—學生”關系的一種超越，是一種更值得追求的高質量“師生關系”。
教育是一個慢變量，教書、育人從來是不可分割的整體。導師需要在實踐摸索中總結經驗、認識規(guī)律，像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師那樣，一輩子做老師，一輩子學做老師。
（責任編輯：梁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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